张学良将军第一夫人于凤至女士的外孙女、黄埔军人、原北平市国民党和平起义上校旅长之女——戴子淑的传奇人生
“哇，哇，哇······”
1941年2月2日，戴子淑出生在北平市西单区西长安街大六部口37号，一个国民党旧军官家庭。这个孩子体重6斤，皮肤微白，双手握着小拳头，四肢乱动，不停的哭叫着。
戴子淑的父亲戴汉英，又名戴显宗，辽宁省海城人， 1912年12月11生，系国民党部队军官，黄埔军校第十期学生（详见黄埔同学录第454页），他精通日、德、法、英、俄等国家语言。他黄埔军校毕业后，来到张学良将军的部队，担任见习官。西安事变后，他先后在国民党东北49军、华北27军、北平市第五补给区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军阶上校。1946至1948年曾任热河省（现河北省）承德县县长。
戴子淑的母亲叫庞宝珍，1915年5月20日生，辽宁省海城人，他早年毕业于海城市女子师范学校，祖辈是状元、秀才、举士，均在朝廷为官。张学良将军第一夫人于凤至的嫂子，是她的姑姑，过去她经常与将军家族联系往来。
戴子淑的祖父戴长安，又名戴磐石，日本留学生，曾在海城市女子师范任教。解放后，在西南农学院蚕桑系任教授。土改前其祖母和她姑奶的长子，在家经营300多亩地。常年雇长工做活，是个地地道道的地主分子。
戴子淑的父母是个有修养的人，对长辈孝敬，对子女体贴入微，教育严格，是个温馨和睦的家庭，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渐渐地长大，开始了她的传奇人生经历。
一、父亲起义后遭迫害 四弟无钱医治死亡
困境之中刻苦学习 响应号召见毛主席
1949年元月，戴子淑的父亲和傅作义将军在中国共产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政策感召下。一起率部起义，向中国共产党交出了北平的城门钥匙，北平和平解放使千年古都得到保护，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起义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收编，分配到总后勤部工作。
北平和平解放后，政府不断的搞“三反”、“五反”、“镇反”政治运动。参加北平和平起义的国民党军官，都要从接受改编部队中清除。然后，再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戴汉英也难以免遭此恶运。从此，他本人和家属的命运彻底改变了。同时，也葬送了他们的前途。在逆境中为了求生存，戴汉英只能靠晚上到职工业余学校任数学、外语教师，白天在街头卖水果和蔬菜，艰难的维持着全家八口人的生活。
1950年，美国向朝鲜发动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赴朝参战。为了鼓足志愿军英勇作战，当时正在小学读书的戴子淑是学校大队长，为了鼓舞志愿军战斗的意志，戴子淑根据市团委的精神，她在老师的带领下，向全校学生发起倡议——给志愿军写慰问信。并掀起向志愿军学习的高潮，学习志愿军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以此作为学习的动力，以优异的成绩向志愿军汇报，同学们都积极地响应号召，纷纷的给志愿军写慰问信，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还给志愿军系红领巾。很快，志愿军从朝鲜战场上源源不断地把回信寄到学校，志愿军将朝鲜战场英勇杀敌情况告诉同学，在此期间，戴子淑一直负责组织这项工作，直到志愿军回国。
1953年，戴汉英三岁的四子因肺炎无钱治病，病重时才去北医大就医，到医院一针没打孩子就死亡了。戴汉英夫妇二人抱着孩子失声痛哭一场说：“燕生啊！爸爸妈妈对不起你啊！”
戴子淑的母亲庞宝珍在北京市28中任教，后来又任副校长。她的哥哥戴子伯在石景山长辛店铁路技术学校学习，她在女子第八中学学习。另外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均在北京市33中、绒绵胡同小学学习。
短短一年时间里，这个家庭经历了由旧军官家庭，到起义人员家庭，又到“历史反革命”家庭的戏剧性变化，但他们并没有分离破碎，而是不离不弃。是亲情、责任、信仰、爱心将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相互依持，共度难关。
在北京时，戴子淑的父亲为了鼓励她和兄弟姐妹们好好学习，在家中墙上做了一张表格，上面有她和兄弟姐妹们的名字，他们各科考试成绩，都在上面注明分数，还插上小红旗，比赛看谁的成绩更好，红旗插的更多，并让他们打扫院子和胡同的公共卫生。
戴子淑家住的是老北京标准的四合院，里院住三户人家，外院是过道，他们住的是十几米长，一米多宽的死胡同西头，胡同里还有两个庭院。每天早上4点多钟她就起床，先学习复习前一天学过的课程，该读的读，该背的背，该默写的默写，都要重新再复习一下。然后再预习新课，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她每次学累了，就打扫院子、厕所和胡同卫生，房前屋后被她扫的一干二净，邻居都称赞他们是有教养的好孩子！
戴子淑每天在上学的路上，边走边背诵诗词外语单词、句子。争分夺秒的学习。她晚上回到家里，还要蒸窝头，做土豆汤，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她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就马上写作业，困了她还用凉水洗把脸，或在院内活动活动，呼吸新鲜空气，清醒下头脑。尽量挤多出时间来学习。有时她遇到数学难题从不向父亲请教，而是自己动脑筋分析专研，直到弄会为止。尽管每天她很累，但她心里感觉很轻松。
戴子淑兄妹三人在学校念书时，都品学兼优。她的妹妹戴子清，也是学习成绩突出，全面发展的学生，是学校有名的“小五分”，她7岁时在学校就会弹钢琴、跳芭蕾舞，有极高的艺术天赋。
戴子淑的哥哥戴子伯也是多才多艺，在社会上很活跃的优秀学生，她参见北京青少年宫足球队、航空模型小组、朝花美术社绘画学习，他酷爱美术，他爱画山水画，更爱画树木花鸟画，在北京市青少年宫及学校举办的美术展中多次获奖。他还酷爱足球，是北京少年宫球足队一个优秀守门员，曾代表北京青少年队与天津、上海等少年队比赛，多次获得冠军、亚军。他在航空模型比赛中也多次获奖。
戴子淑在学校念书时经常跳级，初中升高中是保送。在校学习期间，不仅学习好，初高中时学校每年颁发学习优良奖章，她不仅学习出众，还有一定的领导组织能力。在学校的表现是德才兼备，在小学曾担任少先队中队长，学习委员、班长，在中学时代，曾任学生会学习委员、学生会主席，在中小学念书时都负责学校的板报宣传工作，曾多次的在不同的场所，参加迎接欢送国家领导人仪式，经常见到毛主席、中央领导及外国元首，还参加英模事迹报告会。记录之后她要向学校传达英模事迹报告，并组织讨论学习。当时她的个儿小，对着麦克风讲话还要踩木凳。她在念小学时就是一个活跃的才女。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广场参加青少年观礼，接受毛主席及中央领导人检阅。
戴子淑写作能力非凡，她的作文经常有老师传到各班去读。小学到高中一直负责板报、写作、绘画、宣传等工作。她还是《北京青少年朝花》编辑部编辑。每到元旦前，他用母亲给她买烧饼的钱，购买《贺年卡》，再写上不同的祝语送给老师和同学。戴子淑的身上处处显示出少女的青春活力，及对未来人生的美好向往。
尽管她的家庭条件艰苦，但她的父母从未放松对子女们的严格要求，小子淑在这样的环境中快乐的长大。
二、“左”错误路线影响 举家押解到北大荒
父患绝症吐血改造 建校任教无愧孝女
1958年4月27日，受当时“左”的错误路线影响，她和全家人的美好憧憬和愿望，都在瞬间化为泡影。他们一家八口人，受父亲的株连，由北北京市遣送到北大荒务农。他们是北京市公安局用专列押送到北大荒的。车在经过一天一夜的漫长旅程，最后，来到了吉林省的开通站下车了。这是个在地图上也找不到，他们从没有听说过的小。在北大荒他们举目无亲，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下火车的时候，人多拥挤不堪，子淑隐约听到有人高喊自己父亲的名字，原来这是来接站的马车车夫，这也是全家人有生以第一次座上马车。如今，这个马车要带他们去没有人烟的地方，她的母亲带着两个弟弟和妹妹，拿着东西上了马车，她的哥哥和父亲徒步走了70里的路程。走了整整一天，才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吉林省瞻榆县双龙河乡东双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从繁华的首都到北大荒，这个反差简直就是天塌地陷。当时，这个屯子只有十几户人家，这里是飞沙走石，十年九不收，农民依靠吃返销粮度日，贫困不堪，并且气候条件极其恶劣。连当地农民都说：“你们怎么从北京到这个鬼地方？”
到达目的地，他们住的是刚刚借来，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土房，而且还是厢房，屋子里连炕席都没有。因长途奔波，疲惫不堪，他们的手、脚都肿了，脚磨起了大泡，呻吟不止。到东北他们没有粮吃，饥寒交迫的一家人，还是靠从北京带来的米面，做了菜粥吃，才没被饿死。后来，当地每人每天给他们7两原粮。不够吃怎么办？她和全家人只能挖野菜拌盐水吃，吃的他们都拉肚子、浮肿。
戴子淑的父亲因历史问题，被当地按“黑五类分子”对待，他们的劳动公分是当地农民劳动报酬的一半。一天的劳动报酬，只能买一盒火柴。她的父亲到东北不久就患上了肺结核，因为是下乡改造，咳血也得下地干活，真是惨不忍睹。
1958年7月12日，乡里要成立一所学校，四个年级的复式班，决定要戴子淑筹办，并担任这所学校唯一的民办教师。学校设在乡政府所在地的大康屯，她家距学校13里地，中间还隔着西双屯，每天往返要走20多里地。
一个17岁的女孩子，创办一所学校谈何容易，面对困难他并不畏惧，毅然承担起了这份与她肩膀极不相称的重担。她带领学生，用坯和树枝搭起桌椅，前后墙订两张三合板，再抹上锅底灰就是黑板，黑板擦是用麻布包裹着的破布，学生玩的跳绳和皮球、皮筋都是她从家里带来的。
学生年龄有的比她大一、两岁，也有的比她小一、两岁，大部分学生和她年龄相仿。这所学校有四间土房，冬天取暖用坯搭的火炉子，烧苞米棒走火墙还要布置学生作业，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她对后进学生，格外关注，体贴他们，并从精神上多鼓励，从物质上多帮助。她从自己家里拿出衣服笔、本送给这些学生。有时，还把自己的午饭给他们吃，终于感动了这些学生，学生进步很快，家长也很满意，有时还叫他去家里吃饭，这些热情淳朴的村民，更加激励了她努力工作的信心。
因工作需要，她每天都要走十几里的夜路，路边坟地上亮晶晶的萤火虫为她把路照亮，但她经常脚踩上了蛇，路边的野兔穿梭而过，野鸭和青蛙的叫声连成一片。风吹草动，令人毛骨悚然，胆战心惊。她经常吓得心里“扑通，扑通·····”跳个不停。在她离家三里远的路上，远远地就能看到自己家的南厢房煤油灯，发出微弱的光亮，她就感觉自己的眼前一片光明，就像轮船在黑夜航行中，看到了闪光的灯塔。
“家”是个多么温馨和令人向往的地方呀，可是，当她走到家门口时，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又不敢进门，她生怕看见父亲那张面黄肌瘦的面孔，更怕听到母亲说，父亲今天有咳了半盆血。她一个青春少女，尽管她十分渴望家的温馨，更无法面对父亲无钱治病等死的残酷现实。她惭愧、自责，又是那么无奈。
父亲肺结核开放，她向队长好不容易借了5元钱，和哥哥一起带着父亲去县医院看病。医生说：“从X光片中可以看出，戴汉英的肺已经烂了一个大窟窿，必须住院治疗，用链霉素吊瓶控制病情。”她要为父治病，钱从何出？简直是天方夜谭，她四个叔叔、三个姑姑都是党员干部，生怕受其父的株连，早就断绝关系，为父亲治病简直是纸上谈兵，梦想而已。她和哥哥只好从医院带回一瓶鱼肝油和一瓶雷米风，这是一些非常普通常见的便宜药。
她不忍心父亲就这样离去，就经常给他买药，没钱就记账。她和家人商量决定：自食其力，开展生命自救行动！全家人经常上山挖甘草。这种草是药材，长在深层泥土中。铁锹挖不动了，他就用饭勺抠土，最后，用斧子砍断，用卖甘草的钱，为父亲买药治病。
放暑假时，戴子淑去瞻榆县学习20多天，学习时按天发了补助费，她高兴极了，心想：“这回父亲的病可以看了。”她就在医院为父亲开了一些药，又为父亲买了一些好吃的东西。他为了节省钱给父亲买药，买好吃的东西，每天只吃一个玉米面窝头，连咸菜都舍不得吃。戴子淑原以为带这些东西到家父亲一定会很高兴，喜出望外，却没想到的是父亲看见女儿消瘦的样子，万分痛苦的说：“这些东西我咽不下呀，你们为了给我治病，付出太多了，别把命搭进去，否则我就成了千古罪人。”戴子淑无奈之下跪在地上，哀求父亲说：“我们还小啊，我们不能没有您啊！”父亲终于答应了她的要求，吃了这些好东西，以增加营养和抵抗力。从此，子淑就盼望着每年的寒暑假快点来到，她好去县里参加学习，借机能得到补助费，又可以有钱给父亲买药和好吃的东西。
这年秋天，瞻榆县和通榆县合并为通榆县。寒假时她又到通榆县学习，戴子淑忍饥挨饿，用省吃俭用的钱，又买了好多吃的东西，还有药品。她回家对父亲说：“这次补助特别多。”父亲大哭一场，他说：“你忍饥挨饿，节省下钱来为我买这些东西，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值得你们这样做吗？我会把你们拖垮的，因我的历史问题，把你们从北京带到北大荒，你们遭了那么多罪，今天为了我，你这么做值吗？”“扑通”！子淑跪在父亲面前，只求他不要丢下他们和母亲，要同甘苦，共患难，共同度过难关。
由于父亲病情恶化，戴子淑向乡政府请示，将自己的家搬到学校附近。这样就可以抽出工作的时间开荒种地、种菜，秋后卖了粮可以给父亲治病。戴子淑挣的公分已达到3200分。她向领导请示：将自己的公分全部兑现成现金，好为父治病。领导处于照顾的角度，同意了她的请求。
1960年年底，戴子淑终于领到了500多元现金，全家人都很高兴，常年躺在炕上的病危父亲有救了。他们带着父亲在医院看病时，医生说：“你父亲的肺部大部分是烂的窟窿，治的太晚了，现在已经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了。”子淑仍不放弃，坚持要为父治病。
三、动荡岁月亲人连故 母亲挨斗烧毁遗物
开荒建房超负劳动 为活命吃野菜树叶
1961年2月2日，正值正月十四晚上，对面屋烧炕弄得满屋子烟，呛得他父亲一直咳漱，一口气儿没上来，他就这样与世长辞了。戴子淑的父亲死不瞑目，因为他株连了全家，从北京到北大荒扔下六个孩子，当时大的不到20岁，小的不到四岁。在北大荒举目无亲，直到入殓时，他的眼睛还没有合上，他带着遗憾，带着愧疚离开了人世。戴子淑和一家人扑在父亲的遗体上，拼命地呼喊着：“爸爸，爸爸，你醒醒，您不能走······”可是，一切已无力回天，这位坚强、正直，为北京和平解放做出巨大贡献的黄埔起义军官，就这样过早的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一家人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戴汉英在病危期间曾对子女说：“他得到长女的回报最多。”并且留有遗嘱：全家人受自己的株连，由北京下放到北大荒，在自己死后，一定要卷席入土，以减少对家人的拖累。戴子淑强忍悲痛，到供销社买来布，为他做了两件新衣服，一天一个劳力只给3两粮，吃大锅饭，在生产队食堂打饭吃，不干活儿的人不给粮，戴子淑上山撸树叶，用玉米干熬成淀粉吃，挖野菜吃。为了一天发给的三两粮，母亲和二弟戴子仲也要下地干活，有几次食堂给高粱米粥，他们打回来就对母亲说：“今天打的饭多，您就吃一碗吧。”戴子淑和家人他们不敢点灯，在暗中吃野菜和淀粉，然后把碗刷了，生怕母亲发现。戴子淑和哥哥、弟弟因吃野菜和淀粉过多，连大便都解不下来，还得用手抠大便。他们因吃野菜中毒，脸都浮肿了。
为了减少家人的饥饿痛苦，力争解决全家人糊口问题，子淑就多干活，她做为一个女孩子，干的活儿比哥哥、弟弟都多。她利用业余时间，在屯子的北山、西山、东甸子开荒种地，种了很多玉米、高粮、窝瓜、豆角、土豆、茄子、白菜等。她每天早上去种地、铲地、合拢，哪一样也不落后。手经常磨出血泡，她从不叫苦。中午时，哥哥和弟弟从生产队干完活后，再直接到自家开荒地干活，母亲做好了饭，再烧好两壶开水，送到地里。这些开荒的地，上秋收了十几麻袋的高粱米，她和哥哥赶着马车到县里，把粮食卖了。
戴子淑的母亲也到生产队干累活，子淑为了减少母亲的负担，她就在晚上在煤油灯下做一家七口人的针线活，搓麻绳、纳鞋底，一个劳力一年得穿三、四双鞋。夹鞋、棉鞋一年得做20多双，棉衣、单衣也是由她做的。她的一双手干活磨成很厚的茧子。
子淑一家人是借别人的房子住的，三小间下井房子，只有16平方米，东西屋各住一户，中间屋稍小一点，是两家做饭的厨房，也可以堆柴禾，每间房5平方米多一点，炕宽是2.3米，炕长1.5米，室内只有一米宽的地方可以堆放东西和走路，根本无法正常生活，当时条件不允许自己盖房。
后来，子淑把自己挣的工分兑现成现金，买了15根4米多长的杨木懔子，又买了10根4米多长的杂木做土檩和柱角，还买了2根6米多长的梁坨，还买了木门和木窗。
1964年开秋，子淑母亲找了块宽敞的地方准备盖房。盖房时，乡亲们有的送菜，有的送鸡蛋，有的送油，还有的妇女帮助做饭，有力气的男人打房框。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子淑家盖了三间土房，檩子是明5暗7，四合窗户刷的蓝色油漆，这三间房在当时屯里，乃至方方圆十里八村，都是一流的好房子。还有很大的菜园子，菜园周围是她哥哥和弟弟打的土墙。那一年，她和全家人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子淑和全家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他们对生活都充满了向往。
1966年，又经过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生产队说子淑的母亲是反革命家属，列入“黑五类”，劳动不给报酬，在天寒地冻的冬天里，刨羊圈、马圈、起粪、场院上打苞米、打高粱、打谷子；晚上还要写材料，交代历史问题，母亲写完材料交上去，红卫兵说写的不行，交代不彻底，反复重写，以后就定期一个月写一次《思想汇报》。有一段时间还不允许回家。子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经常为母亲和这个家庭的不幸遭遇而流泪。
有一次，子淑的母亲挨批斗回到家中，吓得心惊胆战，她把丈夫的《起义证》、自传、《中国国民党黄埔军校毕业证书》，还有大量的全家福照片、军官照等物品都烧了。她怕哪天政府来抄家，搜出这些东西会再次引火烧身。
屋漏又逢连阴雨。另一个惊天噩耗传来，戴子淑的祖父戴长安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全家人再次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四、不幸婚姻相伴45年
五个子女彰显母爱
姑娘在农村十七、八岁就有人上门提亲，而男孩在农村却很难找到媳妇，很多上门向子淑提亲的人，都被她一一回绝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子淑在农村惨遭不幸，所以她发誓决不在农村找对象，更不能脱累下一代。
后来，她经人介绍认识了县城某单位的中层领导，该人当时在基层搞社教，两人相处一段时间，相互觉得投缘，正准备办理结婚手续时，组织派人搞外调，外调材料上清楚地写着：“戴子淑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因此，他们彼此结束了这段感情。
第二年，戴子淑认识了通榆县第四中学教师孙成德，他月薪51.8元，毕业于东北师大，年长自己10岁，离异，贫农成分，一只假眼睛。当时的社会背景能找到这样的人为伴，人家不嫌弃她是“反革命子女”，就已经很知足了，她没有选择自己幸福婚姻的权利。
1966年秋天，戴子淑和孙成德结婚了。这个婚礼很简单，没有车接送她，也没有鞭炮声，也没有欢笑声。她的哥哥、弟弟、妹妹，还有男方单位的几位同志，安排了两张饭桌，吃了一顿饭。
那一天，她的母亲眼含热泪没有来，母亲送女儿一套行李，其中，被面是她母亲结婚时，用的幔帐红色面；被里是她母亲结婚时，用的（白色带花）幔帐里子；褥面是她母亲结婚时，蒙梳妆台的花布；棉花是旧被褥弹的，唯有一件黑大绒衣服是新的，子淑和丈夫的屋子很小，进屋就上炕，地上只能走一个人，这还是他单位现腾出的库房。戴子淑和丈夫的结合，没有爱情，只有委屈求全。
戴子淑嫁入县城当年，就在县工农兵小学担任代课教师，月薪30元。她担任班主任，对自己工作的意见。同时，家长及时将学生情况反馈给她。除此之外，她经常与后进生促膝谈心，为他们补课和家访。并经常为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给予帮助。为了教好学生，她不知渡过多少不眠之夜？她在教育事业上勤勤肯肯，度过了十六个春秋。
戴子淑结婚时的摆设有锅、碗、瓢、盆、一个柳条包。丈夫早年父母双亡，婚前没有积蓄，他的家在吉林省双辽县王奔乡，他每年还要为自己的老家人出资买粮。因为，他们欠了三角债如不还现金，生产队就不给一年的口粮。婚后不久，丈夫的侄子和她弟弟都来到她家读书，生活负担更重了，这么多人在他家吃住，靠供应量是不够的，戴子淑就带着几个大孩子，在丈夫所在学校的田地旁，开了两片地种玉米。家里还养猪，猪粪可以施肥，庄稼长势喜人，秋后收成达到自给自足，暂时解决了温饱问题。
1968年6月，他们就有了第一个孩子，这是一个男孩子，叫孙彦车。孩子出生就没有母乳喂养，主要依靠喂奶粉喝牛奶长大。
1969年12月，他们的次子孙彦斌又出世了。他后来成为一名退伍军人，三等功臣，曾在县粮库工作。五年前，他在母亲的大力资助下，购买了一台大货汽车，在全国跑运输，生活条件较好，使母亲少操了不少心。
为了生计，子淑把两个儿子送到农村母亲家照顾，她去过砖厂，推过原土；她去过建筑队，经常高空作业；她去过铁西，打过草捆，轧铁杠子时出一身汗，后背发凉；她去过水泥厂，搬运过水泥。强壮男子都望而退却的活儿，她一干就是十几年，每月都能挣60多元，家里逐渐添置了木箱、木桌、木凳等生活用品，生活条件有所改善。
1973年6月，子淑的三子孙彦涛出生了。戴子淑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便辞去了教学工作来到社会做临时工。她将立事早的长子，从农村接回来，专门为三儿子打牛奶、洗尿布等活计，起早贪黑，非常辛苦。子淑则抽出时间来，拼命地劳动，她每天在家里要做一日三餐白天要去干体力活，晚上还要为孩子们洗衣服、做鞋等。她的体重从120斤降到80斤，她总咬紧牙关，从无怨言。
1976年2月，四子孙彦哲出生不久，戴子淑就去县食品厂干活，终于晕倒在车间，不省人事，单位把她送到医院，经医生检查，她血糖低，心率过缓，疲劳过度所致。
1978年，当她再次怀有八个月身孕时，仍在县水泥厂干活，还是三班倒，离家八里地，过火车道，正常人不用说干活，就是走路都很累，她的两腿浮肿像馒头似的，实在坚持不住了，才在家待产。
十几天后，戴子淑的女儿孙彦琪出生了。女儿因缺钙抽风经常住院。后来去沈阳医大治疗，被确诊为佝偻病活动期，治疗期半年。
女儿刚满周岁时，她又发现女儿两脚成“丁”字形。子淑又带她去北京医大一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最后，被医院确诊为“先天性髋内翻”。必须手术治疗，她决定在积水潭医院排队等住院，然后，她回家等医院入院通知。
1979年，除夕前三天，她收到了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住院通知，并注明带1000元住院费。当晚，她的丈夫骑着自行车走了70里地到乡下，找当时任大队书记的妹夫，借到了500元。他又骑着自行车连夜赶了回来。那一半钱怎么办？还得车费、吃饭的钱怎么办？戴子淑抱着孩子找到学校领导求助，结果白跑一趟。她又去县教育局找领导帮忙，结果又是一场空。子淑在无奈之下，又抱着女儿找到县委书记。他很重视，马上把县财政局长叫来，为她解决了700元。这笔钱对于她来说犹如雪中送炭，让她看到了一线生机。她对县委书记和财政局长千恩万谢之后才离开。
她和女儿去北京积水潭医院时，正是大年三十儿，子淑的心里感慨万千，因为在万家团圆，庆贺新春之时，她却带着女儿背井离乡，踏上千里求医路。经过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及时治疗，女儿的病治好了，后来这份借款被县委核销了，子淑至今仍感谢这位县委书记和财政局长，是他们救了自己的女儿。
1998年吉林省发生洪涝灾害时，她考入长春大学外国语学院。当时，省委出台 “吉林省百名特困大学生圆梦工程”惠民政策，学校在子淑的请求下，将女儿孙彦琪列入到省百名特困生，免交学费。女儿一边读书一边勤工俭学，还要做家教，孙彦琪经过四年的努力学习终于获得了该院颁发的学士学位，后来，又先后在北京市、广州市担任俄语翻译。戴子淑的女儿孙彦琪很争气，她是妈妈的骄傲
五、尊老爱亲大半世纪 东方女性传统美德
平凡人生道德楷模 今借媒体传遍神州
戴子淑的五个儿女，都没有母乳喂养，都是靠喂牛奶喝牛奶长大的，他们的免疫力很低，经常住院。有一次，四子和女儿患肺炎，同时在医院的一个病床上住院，那天也是除夕之夜，两个稍大一点的孩子护理他俩，她自己赶回家里，只见家门紧锁，丈夫已去学校值宿，冰冷的屋子，北墙挂满了厚厚的白霜，炉子、饭锅冰凉，碗盆堆放在桌上，墙角堆满了脏衣服，她无法下手，除夕之夜，万家灯火，空前辉煌，家家孩子穿着新衣服，团聚之时，她的孩子却在医院，她还得伸手干活，洗衣服、糊墙、收拾屋子，一直干到后半夜。次日春节时，孩子们都换上了她刚洗完的干净衣服。
文革初期，子淑家现在租的是36平方米房子，她曾多次让母亲来与自己一起生活。可是，母亲不肯，她怕给女儿添麻烦，子淑尊重她的意见，子淑知道母亲一生操劳身体虚弱，晚年驼背，还患有气管炎、心脏病，她就经常为母亲买药，每月用自己挣的血汉钱给母亲20元钱，还有10斤细粮、水果和衣服等。
子淑每次做月子时，都没让母亲来照顾，她怕丈夫惹母亲生气。只是有时把母亲接来几日，子淑为母亲买鱼、买排骨、包三鲜馅儿饺子，她怕母亲给自己的孩子们吃，就先把孩子们领出去，再让母亲吃。
父亲过早的离开了，留下一家孤儿寡母过着心酸的日子，他们历经各种政治运动后，风风雨雨坎坷的一生，使他们更加坚强，充满顽强的生命力，子淑的母亲为儿女们的男婚女嫁操碎了心。哥哥戴子伯和二弟戴子仲的对象都是寡妇带孩子，只有三弟戴子键、小弟戴子仪的对象是大姑娘，妹妹戴子清嫁给了农村复员兵刘德禄，在村里担任大队书记30年，子淑和她的兄弟姐妹们都很孝顺懂事，和这位饱经风霜、疾病缠身的母亲，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是相亲相爱、互爱互助、和睦互敬的特殊家庭。
一天夜里，子淑的丈夫因高血压引发的心脏病昏迷不醒，她再叫车已经来不及了，她就穿上拖鞋，带着孩子，背着丈夫，往医院背。一路上，子淑的拖鞋走丢了，脚也扎出了血，她全然不顾，由于送到医院及时，她的丈夫经医生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接下来，子淑一连两个多月吃住在医院里，细心护理丈夫，终于，使丈夫痊愈出院。
子淑的哥哥在1958年冬，大跃进那年因天寒地冻挖水渠，晚上睡在外面，而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她就节衣缩食，常年为哥哥买虎骨药酒治病。
80年代初期，实验小学一位姓郭的女教师患尿毒症，靠透C维持生命，子淑闻讯后，为她捐款10元，这钱是她推自行车卖冰棍挣的钱，这件事当时在学校、教育局、社会反响很大，他们都很感动，当时冰棍5分钱一支，得卖多少支冰棍才能挣10元钱，这100张一角面值的钞票，凝结着她的心血、爱心、奉献。
1982年春，子淑的三弟妹杨玉琴，在医院做人产，当时正值春耕忙种，戴子淑要为家里做饭，照顾孩子上学，还要去医院陪护弟妹。弟妹人产那天正是中午，杨玉芹突然大流血，翻白眼。戴子淑就立即把弟妹的枕头拿掉，跑着找医生进行抢救，当时病房内，除有1名高危孕妇外，没有其他人。医院大夫说：“需要大量输血。”子淑立即跑到县计生委，找到局领导说明情况，为她免费输了2200ml血。经抢救后医生说：“多亏戴子淑在场，不然这名患者的命早就交待了，戴子淑一直在医院陪护她40多天，不是亲姐妹胜过亲姐妹。
1984年春天，子淑的二弟突患肝昏迷，住院不到六天经抢救无效死亡，二弟住院期间的400元医药费她全部承担下来了。后来，他的独生子结婚，床上所有的物品，都是子淑送他的。
1989年冬天，妹夫刘德禄患病，子淑和他的儿女们一起，四处求医，最后被省城医院确诊为肝癌晚期，大夫说还有两个月的生命时间，子淑听说有一种汤药是祖传秘方，得放在冰箱里冷藏，每次不得多取药。从此，她每隔两个月都要去省城医院为妹夫取药，她的心脏病怕坐车颠簸，所以，她每次去取药时都带上“救心丸”，怕自己的心脏病发作。就这样取了十几次药，从来没耽误妹夫服用，因这种药疗效好，妹夫又多活了两年多才去世，她用亲情和爱心延续了妹夫的生命。
1990年2月，子淑的母亲因患多种疾病，辞世而去，享年75岁。子淑悲痛欲绝，哭得死去活来，她舍不得自己的母亲离开啊！她和兄弟姐妹们将母亲下葬了，母亲用的棺材是子淑托人特批的两米红松，制作足三五的棺木，棺材表面画的是24孝。他们把母亲与父亲合葬一穴，这是她为父母们做的最后一件事。她的母亲在临终前曾说：“我很知足了，活了这么大岁数，也算儿孙满堂了，只可惜你爸爸把咱们带到东北，他没看见你们各自成家过早的走了。我要陪你爸爸去了，你们患难兄弟姊妹的心一定要拧成一股绳，我也就含笑九泉啦！”
子淑出资两千元，在父母的墓前，立了一块石碑，石碑正面刻有父母的名字，后面刻有父母的生平简历。从此，每年清明，子淑都要来坟前祭奠，以表达自己对已故父母的深深怀念之情。
1997年，戴子淑的邻居患颈椎血管瘤，她就主动陪邻居去北京天坛医院就诊，为了挂王春城院士的号（每周只排五个人的号），子淑找北京的一位邻居帮忙，子淑为邻居排队挂号、买饭、喂饭，一呆就是20多天才回家。
2000年，子淑再次陪同这位邻居来到北京就诊，在住院期间，她为这位邻居按摩、接大小便、买饭菜，还搀扶她下地走路，这次在京城又呆了三个月。
2003年，戴子淑邻居的孩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天津航空大学，家里父母身体不好，没有经济来源，子淑领着这个孩子到民政局、共为了这个孩子共计捐款10000元。
2005年，子淑因病在医院打吊瓶，拾到了一部价值2000多元的飞利浦手机，她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失主，将手机还给失主。失主高兴的说：“老太太你真够意思，你知道这手机多少钱买的吗？是2000多元买的，要是别人捡到也不一定给我，你有病还亲自送来······”子淑当时的确没有手机，她多么渴望自己能拥有一部手机，可是，她深知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再说，失主一定很着急。第二年，她的女儿孙彦琪为她买了一部诺基亚手机。
子淑亲自把他送到大学，她领着这个孩子找到学校学工部，向院书记反映这个孩子的状况，要求勤工俭学岗位。还帮他写国家奖学金的申请书，不久，学校根据他的考试成绩和家庭状况，为他申请了二等国家奖学金，并每年发4000元。
2007年，子淑的侄子戴世明患了急性白细胞m3型白血病，她的全家人都为他凑了2000多元，并动员亲属为他捐款。这个侄子生病前有低保，每月160元，子淑找到省民政厅与县民政局反映，将他的低保改为高保，即每月300元，并向政府请求大病救助。她的孩子在中学读书，子淑找到该校校长说明情况，韩校长个人每学期资助孩子200元，并免去他的一切费用。每当逢年过节子淑都给这个侄子买肉买粮，还给一些钱，治疗三年，从来没有耽误病情，终于痊愈。
2009年，子淑原来在乡下认识的朋友，因孩子遭遇车祸遇官司，法院判决肇事方赔偿受害方16000元，可判决已下多时，钱却迟迟不到位，子淑就带着受害人找到法院执行庭庭长，申请强制执行，并要求给付迟延履行金，第九天法院将赔偿款和迟延履行金共计16800多元，全部交给这个孩子。
前不久，戴子淑的侄女女婿在农村泥草房改建中，采取违法手段多骗取政府12000元，戴子淑闻讯后马上劝他如数退回，可他不听忠告，还出言不逊，戴子淑立即向政府如实举报。
六、为父伸冤进京上访 五个春秋诉说艰辛
终于迎来政治春天 为小弟拒绝铁饭碗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子淑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春天，她马上把孩子送到乡下娘家，单身一人来到北京上访，她先后找到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信访办、农业部信访办、北京市委统战部、北京市教育局、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局、解放军总后勤部，为其父上访，后来又找鞍山市政府、海城县人民政府，祖父伸冤上访，要求平反昭雪。她经常睡在北京站、安定门、西直门等候车室。没钱买饭，她就去站前的饭店，拾顾客吃剩下的东西吃。在北京住了五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戴子淑的直系血缘家族中有大学教授、系主任、大学书记、军事学院院长、国企领导、学校教师，他们都知道子淑为父常年在京上访，也都希望子淑的上访的同时再为她祖父上访。
可是，令子淑无法原谅的是，他们在自己的父亲戴汉英生死无助的紧要关头，一直怕引火烧身，袖手旁观。直到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见到他们的身影，也没有得到他们的资助。现在他们仍居高位，不愿抛头露面，当他们得知子淑为自己父亲上访纠正冤假错案时，也希望她为祖父上访。她做为父亲的女儿，祖父的孙女，子淑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做，她都有责任和义务为他们付出，这就是他对人的宽容，是他的品质崇高之处。
子淑上访时得到鞍山市人民政府领导的重视，海城县政府翻箱倒柜找土改时的文件。1982年，辽宁省海城县人民政府为戴子淑的祖父戴长安做出平反决定，将戴长安地主分子的帽子摘掉；给予遗属500元生活补助费，全部被他的二叔独占。
不久，西南农学院也为戴子淑的祖父戴长安教授平反。并发放遗属生活补助费1800元，这些补助费全部寄给了辽宁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子淑的四叔。她四叔一分钱也没有留，其他子女平分了。
子淑父亲的历史问题，使他深受其害，落实政策比登天还难。她母亲庞宝珍的单位还在，但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档案找不到了，子淑费尽周折找到了母亲原来的同事和老邻居，证实了母亲当时的情况，教育局仍坚持以母亲档案丢失为由，未得到政策落实。因此，她的母亲至死也没有得到政策落实，这也是子淑母亲一生的遗憾。
子淑在北京找了无数家单位，他们都相互扯皮、踢皮球，迟迟无果。最终，她还是以书信的方式与北京市委的一位领导联系上了，这位领导还约见了子淑。最后，这位领导表示一定尽快指示有关部门落实。
不久，北京市委指派专人到西城区区委，召开了由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区统战部长等主要领导参加的会议，专门为子淑父亲落实政策一事，会议一致认为子淑父亲的冤案属于政治上影响面大应尽快落实。
西城区公安分局平反决定称：“1956年，原西单区公安分局就已经为其父摘掉了反革命分子帽子。”事实上当时还是按“反革命”对待的，只不过是多了“摘帽”二字。
1958年，子淑一家八口人被北京市公安局梅局长，亲自用专列押送到北大荒，到了当地其父患有严重的肺结核晚期，还逼迫参加生产劳动，并且工分是当地农民同等劳动成果的一半，还经常挨批斗。北大荒辖区派出所和县公安局也是按“历反”分子对待其父的。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事实，西城公安分局在纠正错误时还留尾巴。西城公安分局不肯实事求是的纠正错误，关于为其父平反的决定，是经子淑“四评”才纠正过来的。
1983年，北京市西城区统战部、西城区公安分局的领导来到通榆县开通镇开通街六委六组，也就是戴子淑的家中，他们带着北京市委的意见与当地政府协商，他们要将子淑兄妹四人，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并安排工作。通榆县政府表示要在北京安排工作，当地政府支持，如果在当地安排工作，政府有困难因此当地不同意。北京来人在通榆县住好几天，经多方协商最后，通榆县政府只同意就地就近安排一个指标。
他们知道子淑常年在北京上访，付出了很多辛苦，况且早年又做过教师工作，便首先要研究给她安排工作。子淑考虑到自己已经是城镇户口，吃商品粮，她马上向他们表示：“我不要这份工作，你们就为我的小弟戴子仪安排工作吧，他体质弱干不了农活，要是给他安排了，就能跳出农村这个火坑！”当时的县城工作是很多人羡慕的国家“铁饭碗”，很多人都梦寐以求。戴子淑的这种义举，绝非一般平常女性所具有，这就是她真、善、美的再次体现和升华。
北京来人和当地有关部门领导一起，开车来到了通榆县乌兰花乡林水村后德社，看望了子淑的母亲。子淑的母亲向北京来人提出唯一的要求，就是将他们的户口全部迁回北京，将其子女安排工作，遭到拒绝。这就是子淑母亲一生的无奈。
最后，北京来人给戴汉英的遗孀500元生活补助费，安排一个人的工作。也就是将子淑的小弟就近安排在本乡供销社，弟弟一家五口人的户口农转非。
她的弟弟在供销社干工作时一丝不苟，认真负责，但是，在一次清点货物查账时有几千元对不上帐，最后上级领导决定：供销社三个销售员均摊差账款。子淑为这个弟弟借钱平了帐。不久，子淑托人将弟弟由这个是非之地——供销社，调入县果品公司。
子淑他们一丝不苟，为人处世都受家庭教育熏陶，她的母亲常教导子女：“吃小亏，占大便宜，占小便宜，吃大亏。为人要能屈能伸，宰相肚里能撑船，对人要能忍能让。”
七、为生存摆32年地摊 春夏秋冬年复一年
岁月无情人间有情 风雨同舟相濡以沫
1980年，为了提高全家人的生活水平，把日子过得更好一些，子淑经请示有关领导同意，在丈夫所任教的学校门口附近卖雪糕。这一卖就是32年。
子淑不会骑自行车她就每天推着自行车，车后架上有一个大雪糕箱子，每天起早贪黑的奔波，一会儿去雪糕厂取货，一会儿又返回学校，不管冬天多么冷，不管夏天多么热，不管刮风，还是下雨，他从未间断、放弃过。
晚上，学校没有人了，他就推着自行车去火车站、广场、以及繁华场所，沿街叫卖。
一天夜里，子淑推着自行车，卖雪糕时，被石块绊倒摔在石头堆上，将她的门牙都摔得翘起来了，他用手将门牙按回原位，嘴唇麻木肿大，整口牙都松动了，吓得后边跟着的几个孩子直哭，说：“妈妈回家吧，以后别贪黑卖了。”子淑为了能多卖一些雪糕，中午很少回家吃饭，经常忍饥挨饿。
有几次，她的四子和女儿端着长子做的白面疙瘩汤送到她的面前。子淑望着刚刚会说话的儿女，已经泪眼蒙蒙，她暗暗发誓，自己一定要多挣一些钱，让儿女们过得更好一些！
子淑家里的活儿，主要是长子干，小女儿11岁时，就能用破洗衣机为全家人洗衣服，拧不动衣服，就让长子帮忙，她晚上回到家里还要做针线活直到半夜子淑在学校门口卖雪糕时，一个学生将手机丢在她的摊位上，子淑马上将手机保存好，并告诉其他的学生通知失主来认领。下课后，这位丢手机的学生，慌慌张张的跑来取手机，子淑向他又询问了手机的颜色、型号无误后才给了他。这个学生拿出50元钱要给子淑表示感谢被她拒绝了。
还有一次，子淑在操场上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300多块钱，她想失主一定会很着急，一会儿肯定能回来找钱包，她就拿着这个钱包在原处等候认领，不一会儿，跑过来一名学生认领，他经核实无误后把钱包交还失主。
春节前夕，子淑领着几个孩子卖对联、挂签，她和长子抠挂签，虽然很挣钱，但是也很遭罪，几个孩子的手脚都冻坏了，并且冻伤处年年犯。后来，子淑又改卖鞭炮，只有两个大孩子帮着卖就行了。
81年末，子淑的几个孩子长大了，在炎热的夏天是卖西瓜的季节。她又改行卖西瓜，子淑进了一大车西瓜，堆在街口，卖西瓜，晚上两个大孩子守在西瓜堆上看西瓜，她连夜去百里之外的黑水进西瓜，在雇车拉回来卖，为了一家人糊口，子淑和孩子们风雨同舟，所付出的辛苦不是常人能付出的，一直是同甘共苦。
八、扶持长子事业终成 现在京拥资超百万
抚养孙子17个春秋 为了子孙屈己待人
1988年，长子孙彦车从通榆县第一职业高中美术专业班毕业后，分配到本县向海蒙古族乡中学任教。子淑为了支持长子工作，为他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以及大量的生活用具，并反复叮嘱他要好好工作，争取有所作为。
孙彦车一边教书一边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两年下来，他在省、市级发表文学作品数百篇（首）。
1989年3月，戴子淑次子应征入伍，长子孙彦车因具备写作专长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辽宁省瓦房店市某部政治处，特征入伍。在长子临行前，戴子淑不停地叮嘱儿子要珍惜机会，埋头工作，听部队首长的话，争取美好前途。
孙彦车在部队服役五年中，在部队首长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先后在团、师、集团军沈阳军区、《前进报》、总政治部《解放军报》担任新闻报道员、实习记者。孙彦车还在全国各级新闻媒体发表各类新闻稿件3000多篇，其中有十几篇作品在全国征文作品评比活动中获奖。有耕耘必有收获。孙彦车获部队各项嘉奖十多次，荣立三等功三次，被中央军委授予“首都卫士”荣誉称号。
1994年12月，孙彦车退伍回乡，靠骑人力三轮车为生。
这时，子淑告诫儿子：天生我才必有用，千万不要放弃希望，只要奋斗，必会成功。
不久，孙彦车与本县一位漂亮的女孩张萍结识了，两人一见倾心，坠入爱河，办理了结婚手续。第二年，他们生育了一个儿子，戴子淑为这个孙子取名叫孙旭明。
就在旭明半岁时，孙彦车得知自己心爱的女人与人有染时，用最原始的方式，采取了报复行动，最终触犯了法律，被当地法院判刑九年，投入吉林省监狱管理局镇赉分局七监狱服刑改造。不久，张萍改嫁，丢下儿子无人抚养。
戴子淑内心更加痛苦，她后悔自己应该多体贴、多关心儿子，也许事不致此，子淑一边代替儿子抚养刚满一岁的旭明，精心照顾他的生活。一边经常去监狱探望儿子，还参加监狱的帮教会，给儿子打亲情电话，告诫儿子：“要振作精神，东山再起，浪子回头金不换，而今迈步从头越”。孙彦车在狱中坚持写作，经常向全国各级新闻媒体投稿，被采用数千篇，有的作品还在全国征文评比活动中获奖，多次被政府记功，被法院累计减刑四年。
2003年，孙彦车出狱后，在家里仅住了七天，就在母亲的劝说之下，告别年幼的儿子，来到北京打工。孙彦车因具备写作特长很快被《中国贸易报》聘为编辑，不久，他与安徽女子张春梅结识并登记结婚，现又生育一儿一女。
两年后，孙彦车又改行来到中国联通北京分公司，承揽无线公话业务，通过近九年的打拼；孙彦车现在北京拥有自己的公司，自己的商品楼房；自己的汽车，固定资产过百万。孙彦车还出资帮助双方父母购买了楼房。
长子事业的再次崛起，凝结着母亲戴子淑的心血，因为这是她无偿照顾孙子17年的结果。戴子淑把这个孙子，从刚满周岁的幼儿，抚养到今天一米七、八小伙子。这17年里，这个孩子从上学前班、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每一个阶段的成长，都离不开奶奶戴子淑的辛勤操劳。她在生活上关心他，剩饭剩菜宁愿自己吃，也不愿给孙子吃。家里有一块布料，她自己舍不得做衣服，也让孙子做衣服。戴子淑曾经说过：“我家多灾多难，不幸一次又一次的降临我家，但我从不屈服，，为了子孙后代，我宁愿这一辈子屈己待人。”
九、 照顾患精神病三子 无怨无悔不离不弃
骨肉亲情血浓于水 八年之中默默奉献
2000年，刚从白城市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的三子孙彦涛，坐客车去沈阳途中遭遇车祸，颅内血肿，颅骨粉碎性骨折。在沈阳住了大半年医院，还做了开颅手术。子淑在护理三子时，每天只吃剩饭充饥，有时买一袋馒头，抹大酱充饥，很少离开儿子的病房，为了给这个孩子治病，早已债务缠身的子淑，债台高筑，取借无门，她又在银行又贷了款，直到最后还差3000元还不上银行，县委根据她家的实际情况派人与银行协商，将剩余的部分全部核销。
两年后，三子又因车祸伤及大脑，患上了精神病，开始经常在家里打坏家具和贵重物品，有时还打人。后来出现妄想症、抑郁症、偏执型症状，子淑经常带他去省内多家有名望的精神病医院治疗，有时一年至少住大半年的医院，至今仍在医院治疗中病情无好转。为此，三子又花去了家里数万元。
三子至今未婚，戴子淑承担起了照顾他生活的全部重担，8年如一日，无怨无悔，不离不弃······
十、内向四子带病出走 高龄母亲步履蹒跚
为寻爱子走遍18省 总程万里13年未止
子淑的四子叫孙彦哲，曾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县重点一中，学习成绩出类拔萃。在一次高中会考中，各科成绩都优秀，只有一科不及格，受到老师的严厉批评，由于他性格内向，自尊心强，感觉没有面子，便出现了精神问题。
1998年2月19日早晨，子淑起床做饭时，发现四子被窝空了，院门也打开了。从此，他再也没进过这个家门，子淑开始了长达13年的漫长寻子之路。
四子患有妄想型精神病，他说中央广播电台某位节目主持人就是自己的女朋友。子淑便把寻子的重点放在北京，子淑寻子期间，找遍北京火车站、地下通道、大街小巷，茫茫人海寻找爱子犹如大海捞针，水中捞月。
她毫不气馁，不知疲倦，从不放弃。实在支持不住了，子淑就倒在地上睡一觉。当她醒来时，正巧看到工地的工人在吃饭，几个工人见他可怜就送给他一碗粥，被她两口就喝光了，她要增加体力继续寻找儿子。还有一次，天下小雨，她从前门到北京站直到苹果园，徒步走遍了地下通道及地铁口。最后，她又返回到东单路口时，突然晕倒，她实在是太劳累啦！
子淑在寻子期间，曾去北京市公安局、是交通总队，市收容所、市巡警总队，请求北京警方在网上查是否有爱子的下落，他还拿出四子的相片、到处让人辨认，每找一个单位就留下寻人启事及照片。
2000年，子淑向《北京晚报》记者求助，送去一篇稿件，题目是：“爱子彦哲，你在哪里？”很快被该报发表。
由于子淑常去中央电视台寻子，有的人还认识他，和她打招呼，门卫都换了好几茬。通榆县公安局也为他发出了寻人启事，至今毫无音讯。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每逢节假日，都是子淑的痛苦之时，她经常念子哭泣。子淑的女婿就是四子的同班同学，他俩的学习成绩都很好，但女婿的学习成绩还是比不过她四子。高考时，女婿考入哈尔滨市工业大学。如果四子没有生病出走，学校将报送他去东北师大，他都不去，他要考上海复旦大学。
现在子淑每次看见女婿，她都心痛就想起失散13年的四子。爱子带病走后，慈母13年万里寻找、足迹踏遍中国18个省，总行程约20000公里。现在，子淑也是年过七旬的暮年老人，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四子，有生之年能再次见到四子，是她一生当中最大渴望最美好的愿望！
十一、和谐社会再献真情 党和政府捐款捐物
八旬老人回报社会 奉献爱心心中向党
多年来，吉林省通榆县委、县政府经常照顾这个特殊的家庭。县总工会、县教育局、县民政局、开通镇人民政府，以及子淑丈夫所在第四中学等单位领导经常为这个饱经磨难、自强不息、拼搏不止的特殊家庭捐款捐物。
如今戴子淑已是年过八旬，步屡蹒跚的老人了，岁月的风雨，将她的面孔堆满皱纹，就像春天盛开的菊花，像世人诉说着她的与众不同……
四川省汶川县和青海玉树发生特大地震时，戴子淑和她的子孙们，累计为灾区捐款1800元。
她利用这个机会教育影响下一代，要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受灾同胞们献出一点爱心。她用真情，回报党和政府，回报社会。截止笔者发搞时，戴子淑已向当地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这位东方传奇的平凡女性，经历大半个世纪的风霜洗礼，终于，真正认识到：只有党和政府才是自己真正的依靠。
她被中宣部评为:“中国好人”、“全国道德模范”2012年、2014年，她在人民大会堂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颁奖。
全国妇联副主席甄砚看了戴子淑的事迹材料后，马上来电鼓励说；“事迹太感人了。”她家乡的县二小校长刘攀将老人的事迹作为教材宣传推广
